他的第一个女友是同住在拖拉机厂社区的邻居。从上学到进工厂，这对恋人两小无猜，但到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，意外地遭遇女方母亲的强烈反对。袁桂香至今还记得那个邻居老太太天天跳着脚骂，甚至拿着大扫把将宫润伯赶出家门。

  宫的初恋女友最终嫁给了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临时工。案卷显示，宫在供述中回忆这段并不如意的恋情时，耿耿于怀。

  半年后别人介绍了一个来自宜兰农村的女孩。来往一段时间后，家庭殷实的女方并不嫌弃已经下岗的宫，但希望他能做入赘女婿，甚至一起回乡下承包土地。恰好这期间，宫润伯的父亲突发脑溢血猝死，袁桂香回忆，倒插门的要求让宫润伯觉得别扭，最终也结束了这段感情。

  连续两次不愉快的感情经历，使得大儿子的婚姻成为袁桂香的头等大事。不久，一个好心的工厂同事又给宫润伯介绍了一个对象，不放心的袁桂香先赶过去见了一面，自觉儿子也许会满意，这个喜滋滋的寡妇匆匆赶回家报信，正好碰到找上门来的警察，宫润伯没有来得及消受母亲带来的好消息，就被带走了。

  那个夏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将下岗青工宫润伯的命运推入了一个他绝对没预料到的方向。在佳东区第五百货大楼附近的旱冰场，宫碰到了一个叫贾汪的小女孩，一起看完录像后，宫将女孩带回家住了一宿。

  那天是1996年7月31日，这一年宫润伯刚满23岁。次日一早，宫带着女孩一起出去玩，被女孩的家人看到。袁桂香说，这时宫才知道认识不过一天的女孩未满14周岁。宫润伯随后被指控奸淫，最后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。

  已经年过古稀的陈正南，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听到判决时宫润伯的错愕。作为12年前宫润伯奸淫一案的辩护人，陈正南觉得判决结果实际上比法定的量刑幅度要轻，在他看来是辩护起到了作用，但宫润伯似乎绝对没做好坐牢的思想准备。

  事实上，宫润伯当年也确实没有赶上一个好时候。8年后的2003年，最高法院重新出台司法解释，明确规定“倘若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，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，未导致非常严重后果且情节显著轻微的，不认为是犯罪”，当地另外一位刑事律师分析，倘若宫和贾汪的事情，发生在此时，未必能定罪。

  但在1996年，宫润伯并没选上诉。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，这种情感深处的隐秘经历，为他的犯罪心理形成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冲击。

  可供参考的一个细节是，在被抓获的三天前的一个晚上，宫搂着后来逃出虎口的赵龙，躺在4具孩子的尸体旁边，涕泪俱下地扮演了一个婚姻受害者的角色，他说他结过婚，甚至有过孩子，多年前老婆领着孩子跟一个有钱人跑了。

  刚入监的宫润伯，被送入佳木斯监狱下属的碳素厂进行劳动改造。这家位于佳木斯市安庆街的厂子，专门生产一种名叫阳极糊的铝厂配套产品，现在早已全面停产。

  就是在这里，宫润伯度过了作为奸淫犯的第一年。“二二八”案卷记载，宫润伯供述，就在这一年里，他遭逢了和好莱坞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主人公相仿的极端体验：入监不久的他被同监的犯人。宫自认为遭受了不亚于获刑入狱的打击，极度羞愤下割腕自杀。

  很快被抢救过来的宫润伯没能有电影主人公的好运气，佳木斯市公安局负责此案的一位资深刑警分析，这件事情使得他性情大变，随之开始了犯罪学意义上的性倒错心理形成过程。

  案卷显示，“发生此次事件后宫润伯心理发生了扭曲，也多次以给生活用品为诱饵，猥亵过其他犯人。”宫润伯在询问中也承认，此后他一直在这种扭曲的心理体验中挣扎，这也成为他此后大多选择小男孩作为作案对象的心理动因。

  袁桂香并不确切地知道儿子自杀的真实原因，只知道宫润柏在监狱里“被人欺负狠了”。接到狱方宫润伯出事的通知后，她在监狱医院看到了儿子：“手腕上的刀口割得跟孩子的嘴一样，血糊啦汲的”。多年以后，袁桂香分析儿子犯罪的可能动机，揣测说：“被人欺负狠了的人，从此也开始欺负人。”

  但没过多久，袁桂香的另一个打击接踵而至，她的小儿子、宫润伯的弟弟，因抢劫获罪，被送入佳木斯以北的双鸭山市笔架山监狱服刑。老伴突然病逝，两个儿子相继入监，赵圣芹感叹这个老邻居兼老妹妹命苦，她回忆那时的袁桂香，在气得大病一场后，还得隔三岔五地拖着病体，一会去这个监狱看大儿子，一会去那个监狱看小儿子。

  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经济上，这种日子让袁桂香难以为继。宫润伯入监两年后，她卖掉了原来拖拉机配件厂所在社区的房子，带着屈辱改嫁到30公里外的佳木斯郊区沿江乡。

  2000年12月10日，宫润伯利用他在拖拉机厂学到的车工技术，获得了一次减刑9个月的机会，3年后的2003年11月1日，减刑后的宫出狱，将劳改释放证书揣在怀里的他，并没有依规定前往身份证上的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报到。

  案发后的一份警方治安梳理报告数据显示，从监狱出来后，宫润伯先后换了8个地方住。母亲改嫁后的继父家，成为7年后宫润伯从佳木斯监狱出来后重新社会化的第一站。

  黄庆一直很小心地和这个比他小近10岁的陌生弟弟相处。停薪留职在家做装修生意的他，尽管有大把时间和住在隔壁的宫润伯来往，彼此之间却很少说话。

  一直到佳木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警察找上门来，他才知道看上去挺老实的宫润伯，已经弄出了让整个城市陷入恐怖的大事情。

  黄庆回忆，沉默寡言的宫，从未向大家提起监狱里的事。黄庆也不敢跟他多说，怕伤及他的自尊心，但宫的继父黄忠看不惯这个看上去有点游手好闲的年轻人，“我爹嫌他做事不利落”。

  三个月后，宫润伯就从继父家搬走了，到外面卖羊肉串，拉小车，在一家名叫华丽面食的食品店里做帮工。这种临时工的生活总是不能维持多久，每到窘迫的时候，宫润伯总会回来找袁桂香要钱。

  宫润伯找到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开烧烤店，这份工作以一场意外发生的斗殴事件结束。黄庆现在还记得接到电话赶过去时，宫已经在医院急诊室，满头是血，脸肿得像冬瓜。这次原因语焉不详的打架事件后，宫润伯彻底放弃了正常途径的工作。黄庆事后觉得，这次被暴打，可能是让宫润伯彻底走上不归路的原因。

  在母亲托人帮他租到了后来作为杀人现场的那个棚户区房子后，他最后常去的地方是附近的天麒网吧，网吧里随处可见的未成年人，从此毫无防范地进入了他的视野。按照他的供述，找这一些孩子是因为“同是，不具备反抗能力”。

  案卷显示，对每个进入杀人现场后落入他掌控的孩子，他总是先打两个耳光，再拿刀子恐吓，然后猥亵，他喜欢让后来的孩子看前面遇害孩子的尸骸，再让陷入巨大恐惧的孩子叫他老爹，干爹，高兴时还会掏钱让他们上网。

  继父黄忠至今有几分后悔。他觉得，倘若当初不让宫从家里搬走，也许不可能会出现这个结果。袁桂香也总是觉得还是该和儿子住在一起，无论如何他就不会做这种事情了。

  他的指定辩护人遇运辉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他整整3个小时。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一句话：“快点审快点判，早就不想活了”。事实上，除赵龙外，另外4个被他猥亵的孩子，回家后也随时有可能告发他。遇运辉判断，宫润伯从第一次作案以来，其实就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，一面是魔鬼般的残忍和狠毒，一面是随时有可能崩溃的脆弱和绝望。

  宫润伯留给这样一个世界的最后一个谜团，是他向警察供述自己一段16年前的光辉历史。案卷显示，在不下十次的讯问中，宫都将自己描绘成一个1990年代毕业、怀才不遇的大学生。

  根据他的供述，因为在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表现优秀，1992年他被保送到省城，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金属工艺学专业，为期三年半的学习结束后，他获得文凭，藉此回到拖拉机配件厂准备提干，这时厂子已经没了，毕业即失业的他，汇入到这个城市数以万计的下岗大军。时世不济，最后走到这一步。

  现在留守在这个前拖拉机配件厂的几位管理层成员，对宫描述的这段历史深表惊奇。劳资科长崔秀华说，在宫描述的1990年代初期，工厂已经显现出生产和经营上的颓势，连分到工厂的大学生都纷纷准备走人，罕有保送工人到大学去进修的机会，即便有，也是表现特别优秀，青工宫润伯不可能进入这个范围。

  对两个儿子，袁桂香自感家庭教育完全失败。她叹息，倘若能有去省城上大学的机会，宫润伯还会有后来的那些事么？“也许他是在做梦吧，梦里想上大学。”

  除了一前一后跨越10年的两个案件中一沓子案卷上的签名和手印，宫润伯几乎没在这样一个世界留下任何痕迹。袁桂香说当初搬到出租屋时，宫润伯就带走了所有和他有关的物件，连同那张劳改释放证。她一直念叨想去给人家房东收拾一下已经荒芜的房间，又担心无力支付宫欠下的房租。

  通过权威渠道，记者获得了两张宫润伯在不同时期的照片。一张是1992年留下的身份证照片，穿着一件白色T恤的宫润伯，留着右分头，脸型瘦削，皮肤白净而不失俊秀；另一张是14年后案发被捕时拍摄的，秃头，表情冷酷，嘴角带有可疑的血迹。这两张无法联系到一起的照片，能看到的是外貌的变化，看不到的，是命运中无数的偶然和必然，一步步吞噬他的人性的过程。

  在庭审的最后环节里，宫润伯终于流露出来一抹复苏的人性。被害孩子家长的代理律师陈虹回忆，他向被害人家属表示道歉，甚至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器官捐赠给医疗单位，换来相应的经济补偿。但这个试图表示忏悔的想法，因为找不到法律依据，没有被法庭采纳。

  宫润伯留给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刑场，他对执行的法警说：“别去打扰我妈了，我对不起她。”